向毛泽东同志学习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一贯重视、提倡并且身体力行调查研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从本本出发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最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同志专门论述调查研究的著作也最多。由于他的倡导和推动，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全部活动和全部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贯穿于我们党对中国国情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贯穿于我们党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

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键环节。

调查研究，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就存在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给了人类以认识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也给调查研究赋予了科学含义，使调查研究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方法论观点。他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当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列宁也说过：“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调查研究的这些科学论断，为我们党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同志不但在实践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观点，把调查研究引向了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它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机地统一起来。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后来，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在理论上进一步奠定了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批评了不做调查，脱离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对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将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作了比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相联系，对实事求是的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同年8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这一系列深刻的论述，都把调查研究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使调查研究不但具有了科学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了科学的认识论意义。

第二，调查研究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所提倡和坚持的群众路线。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央作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曾经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表述，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很显然，这样一个过程，必然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历来把调查研究作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他在讲群众路线时，总是同时强调调查研究；在讲调查研究时，也总是把它提到群众路线的高度。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同志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组织起来》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应当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毛泽东同志是坚持调查研究的典范，也是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第三，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同志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是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他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在决定重大方针政策，提出某项主张、计划、措施之前和具体执行过程中，必须广泛调查研究，集中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在实践中犯错误。

鉴于调查研究对领导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反复阐述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具体指示和规定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领导干部，每年都要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到下面去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端正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坚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尽管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多次到各地视察工作，广泛接触基层干部和群众，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任务。为此，他从1956年2月开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进行了反复研究、思考，同时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研究了苏联等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正是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集体讨论，集思广益，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加工、概括，才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这才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同他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也有着直接关系。这是十分遗憾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恢复和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党中央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在中央的领导和带动下，全党调查研究的风气日见浓厚，我们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都大大地深化了。

但是，必须看到，在党内和干部中，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还很不少，相当一部分同志调查研究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其主要表现为：有的对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能正确认识，往往因工作忙而挤掉，缺乏经常性、连续性和系统性；有的表层调查研究多，深层调查研究少，感性认识上升不到理性认识，把握不住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有的凭主观意志裁剪现实，不是“全面、反复、比较”，而是实用主义，拿着观点找例子，先入为主，按图索骥，合意的就实行拿来主义，不合意的就闭眼绕开，甚至不惜扭曲客观事实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把调查研究当作为我所用的工具；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反映了一些同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以及工作作风的漂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真正作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